2．按照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，女性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过什么样的经历，对他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影响。

　　我们的调查发现：在20－39岁的城市女性中，在那些在14岁以前就受到过性行为骚扰的人（至少被触摸身体的敏感部位）当中，以后还遭到过性骚扰的人，比其他女性多出8个百分点。在所有城市女性中，只有40％的人认为自己存在着遭到性骚扰的可能性。可是在14岁之前就遭到性骚扰的城市女性中，这一比例翻了一番，达到80％。其中更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，她们遭到性骚扰的可能性非常大。

　　与此类似的是：那些曾经不情愿地发生过性行为的女性，遭到性骚扰的可能性也要高出14个百分点。那些曾经被强奸的女性，遭到性骚扰的可能性则要高出22个百分点。同样，具有上述生活经历的女性们认为，她们今后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女性高出2－3倍。当然，近期的经验也会有同样的作用。在过去一年中曾经遭到言语的或者行为的性骚扰的女性认为，自己今后再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女性高出2－3倍。

　　不过请读者不要误解，这绝不是女性自己的错，更不是因为以往的经历使她们具有了“可骚扰性”，而是因为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”，因此这些女性对于性骚扰格外警觉，对于性骚扰也会定义得更加宽泛。

　　3．国际女权主义的理论。

　　理论之一：女性如果从事某些被男人严格掌控的职业，例如秘书、售货员、服务员，就更容易遭到性骚扰。可是我们的调查表明：这些职业中的女性，确实认为自己遭到性骚扰的可能性更大，但是在实际生活中，在过去的一年之内，她们真的被骚扰的比例却并不比其他女性多。这实际上可能是因为，她们的职业使得她们不得不更加警惕，但是社会秩序也格外保护这些职业中的女性，因此她们的不幸并不比其他女性多。与此相反，恰恰是因为社会秩序往往很难深入到熟人之间的人际交往当中去，所以性骚扰才主要是发生在熟人之间。

　　理论之二：女性受教育越多，越具有男女平等的意识，她们遭到性骚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，因为她们会更加敏感，会把许多其他女性并不在乎的行为或者言语，都算作是性骚扰。可是我们的调查否定了这种说法。我们发现：文化程度高的女性，遭到性骚扰的比例与文化低的基本一样。越是具有平等意识的女性，遭到的性骚扰反而越少。这可能是因为：至少在当今的中国，文化越高的女性，越容易客观地看待问题，不会把性骚扰扩大化；还因为，越是具有平等意识的女性，越容易把对方的性骚扰意图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
　　理论之三：在男人所处的生活环境里，如果色情图像传播得很广泛，如果“性服务小姐”很多，就会引诱、鼓励、支持男人对女人发起性骚扰。可是我们的调查结果恰恰相反，在一个社区里，色情品和“小姐”越多，女人遭到的性骚扰反而越少。

　　反对性骚扰的现实意义

　　性骚扰侵犯的是什么？不仅仅是社会秩序，不仅仅是妇女，也不仅仅是妇女的人身权利。它侵犯的，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最无形，但又是最无价的东西：一个人的尊严。

　　当一个男人骚扰女性的时候，他仅仅是在发泄性欲吗？不，他是在根本藐视对方的人格，是把对方当作一个任他摆布的玩具，是在欺辱对方的过程中，满足着他的征服欲、压迫欲、充当奴隶主欲这样一些心理需求，或者是在享受着虚幻的打情骂俏。

　　这些，实际上与性的关系不大。性只是一个载体。这些，实际上是剥夺了对方的个人尊严，哪怕并没有发生任何真正的性行为也罢。

　　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：每个男人都可以在自己所爱的女人那里获得性的满足，可是他会骚扰她吗？显然不会。因此两者之间的差别，并不是性满足的问题，而是尊重对方的问题。

　　同样，受害者的痛苦，也不仅仅是个性问题，而是因为她受到鄙视、纠缠、威胁、欺辱，觉得自己的尊严被别人强行剥夺了，才会如此痛苦和恐惧。试想，如果是一个尊重她的男人向她求爱，即使行为上再进几分，她会产生现在这样的痛苦和恐惧吗？

　　一个人的尊严，说白了，就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应有的尊重，就是感觉到自己在人格上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。尊严，是每个人在大千世界里确立自我、维系人生的最基本手段。如果剥夺它，就等于是精神上的凶杀。性骚扰者所干的，正是这种极恶之事。

　　只有充分地认清这一点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受害者的痛苦，才能痛恨那些性骚扰者。

　　可是，充分认清这一点之后，我们也会发现：仅仅依靠现行法律，并不足以惩罚和制止性骚扰。

　　即使在我国最新的刑法里，与性有关的流氓犯罪，也仍然被认为是首先侵犯了公众场合里的社会秩序，其次是侵犯了妇女的人身权利。这当然不能算错；可是，几乎一切性骚扰却都能从这条法律的缝隙中溜走！因为性骚扰往往是发生在私下，而不是在公众场合；往往是利用职权，而不是使用明显的暴力；往往只有轻微的行为，而不是真正的强迫实施。

　　那么舆论制裁行不行呢？我们中国人一直相信：“千夫所指，无疾而亡”；相信“人有脸，树有皮”。可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了，这一切，仅仅对那些天良未泯的人才会发挥作用。没有惩罚的道德，能有什么用？无法实际惩罚罪人的舆论，也只像鲁迅说的：纵然怒火万丈，却连一根草也烧不掉。更可怕的是：久而久之，人们可能连怒火都没有了。

　　可是，马上就立法，真的管用吗？我绝不相信“法律崇拜”，因为法律只是舟，文化才是海。我觉得还要等，而且可能还要等相当久。

　　一要等我们所有的国民，都把个人的尊严看得至高无上。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，宁可破釜沉舟、义无反顾；而且，敢于真的把这种意愿充分表达出来。

　　二要等我们的法律再发展一步，把捍卫个人尊严的任务，放在维护社会秩序之前、之上。这是因为，一群没有尊严需求的人，再人口众多，也无法建设和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。同样，一种不能切实捍卫个人尊严的社会秩序，再天网恢恢，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。

　　三要等我们这块土地上涌现出一大批新女性，一大批终身志愿者，不惜身家性命，跟一切性骚扰斗争到底；不管亲疏远近，帮助一切受害者挺起腰杆。看看发达国家的历史就知道，关于性骚扰的立法进程的每一步，都是那里的女性自发抗争、独立奋斗，甚至不惜采用激烈手段，拼搏了几十年才获得的。

　　四要等我们的文化最终扫除掉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；对“性”不再那么敏感；不再仅仅盯住性骚扰里面的那个“性”字不放；不再把性方面的受侵犯看得比其他一切侵犯更严重、更令人无地自容；不再信奉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；不再把性方面的“完好无损”用来判断女性的人格与价值。

　　（本次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实施，在全国范围内的60个地方，对20－64岁的全体居民——尤其是包括了所有的流动人口——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，涵盖了全国成年总人口，抽样误差小于0．05。这是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的、规范操作的、全面的性调查。潘绥铭是负责人，课题组成员还有：史希来、郭大平、王爱丽、蔡鑫、黄琦、黄盈盈、史建。）